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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公益訴訟中檢察機關的主體地位
時間:2015-01-15 12:41:00  作者:郝秀蘭  新聞來源:  【字號: | |

  2013年9月23日1時20分許,被告人孫某駕駛解放重型貨車沿寧應線由東向西行駛,行駛至懷仁縣陳家堡附近時與橫過馬路的行人無名氏相撞,造成無名氏經搶救無效死亡的道路交通事故,經懷仁縣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隊事故責任認定,被告人孫某負事故的主要責任。經過多方調查,無名氏的身份一直無法查明。懷仁縣人民檢察院以原告身份代被害人無名死者提起刑事附帶民事訴訟,懷仁縣人民法院于2013年12月30日作出一審判決,被告人孫某犯交通肇事罪,判處有期徒刑十個月,緩刑一年。由附帶民事訴訟被告人中國人民財保彰武支公司在本案機動車交通事故責任強制保險中支付被害人無名氏死亡賠償金、喪葬費等共計120000元、由被告人孫某賠償37753.98元。 

  懷仁縣人民檢察院辦理的這起案件,不僅保障了無名氏的合法權益,體現了尊重生命人身權利的社會倫理價值追求導向,而且對維護社會秩序和穩定有著積極意義。如何為無名氏群體維權?由哪個部門代無名氏行使訴訟權利?這些都是立法、司法實踐亟待解決的問題。筆者將以此案為引,結合無名氏權利應受到保護的必要性,探索通過由檢察機關以民事公益訴訟的形式代無名氏主張賠償權利的模式。 

  一、無名氏生命權被侵害應受到保護之必要性分析 

  我國《憲法》第33條規定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尊重人權的前提就是尊重生命,生命權已作為一項獨立的權利被我國民法、刑法等加以保護。如我國《民法通則》第98條規定,公民享有生命健康權。《民法通則》第119條規定,侵害公民身體造成傷害的,應當賠償醫療費、因誤工減少的收入、殘廢者生活補助費等費用;造成死亡的,并應當支付喪葬費、死者生前扶養的人必要的生活費等費用。這是對侵害生命權應承擔的民事責任的規定。“憲法明確規定公民享有生命健康權,無名氏作為社會的弱勢群體,其生命健康權同樣受法律保護,”無名氏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公民,享有憲法和法律規定的權利不容置疑。 

  有權利必有救濟,任何侵權行為人實施侵害他人的行為,都應受到法律的懲罰,并不能因為權利主體的缺位而使受害人權益得不到保障。在無名氏死者人身損害賠償案件中,權利受到了侵害是客觀存在的事實,只是因為被害人死亡,而又找不到被害人的近親屬,難道肇事者就可以因此逃避責任嗎?如果交通肇事只是造成了被害人受到傷害,并沒有死亡,那么無疑是要進行損害賠償,而現在的情況是無名氏被害人死亡反而得不到救濟,既不符合公平正義的內涵,也不符合人權理念下對生命的尊重。此外,如果因為道路交通事故中“無名氏”死后因為沒有權利主體向肇事責任者主張權利,則肇事者就不會有賠償義務,這就會引導人們在交通事故中追求受害人死亡的結果。“保護社會弱勢群體的利益,無論從功利角度還是從道義的角度,都是國家義不容辭的法律職責,國家應該有所作為,積極保護弱勢群體的合法權益。”因此無名氏被害人死亡后,必須由有關主體來向肇事者主張權利,維護無名氏合法權益。 

  二、無名氏死者人身損害賠償案件能否適用公益訴訟? 

  無名氏死者人身損害賠償案件能否適用公益訴訟制度的關鍵就在于,為無名氏死者索賠是否涉及到公共利益?  

  第一,交通肇事中對無名氏生命權的侵害,雖然從表面上看是個體侵害,但實際上破壞了整個社會對公民生命權的保護機制。對生命權的保護不只是個人利益的問題,更代表著一種社會公共利益。“保護人的生命健康既是私人利益的應然內容,也是公共利益的基本需求。”所以,從一定程度上說,對生命權的侵害就是對社會秩序和國家利益的侵害。無名氏作為自然人,忽視對其生命權的保護,會有違社會公平正義的一般精神,最終會破壞穩定的社會秩序,侵害的必然是社會公共利益。 

  第二,分析此類案件的法律關系,被害人為無名氏,國家是與其產生最密切聯系的,因為國家對每個公民有著最基本的管理保障職能,在公民權利受到侵犯的時候,尋求國家保護是現代國家不可推卸的責任。特別是在無名氏群體由于客觀原因而并不是主動放棄的情形下,得不到保護和救濟,是國家的失職之處。“弱勢群體更需要國家權力的有力保護,應納入民事公益訴訟的范圍。” 

  從這個意義上講,此類案件的本質屬公益性案件并無不可,將此類案件納入公益訴訟范疇是十分必要的。 

  三、公益訴訟中檢察機關的主體地位分析 

  (一)檢察機關參與民事公益訴訟的依據 

  檢察機關提起民事公益訴訟是有相關法律依據的。我國《憲法》第129條規定,人民檢察院是國家的法律監督機關;《人民檢察院組織法》第4條對此又作了詳細規定。“從我國的制度設計來看,我國的法律監督是涵蓋訴訟權利的,檢察機關進行訴訟活動,是法律監督的重要方式。在民事檢察中,檢察機關作為公共利益的代表進行訴訟活動,是進行法律監督的一種表現。”檢察權并非單一的法律監督權,而是一種復合型權力,涵蓋了法律監督權與公訴權。《憲法》第129條、《人民檢察院組織法》第4條的規定表述的是一種內含公訴權職能的檢察權。“公訴權是檢察機關法律監督的構成要素,公訴權中應當包含保護社會公共利益的民事訴權,賦予檢察機關民事公益訴訟原告的龍頭地位,可以有力推動民事公益訴訟制度的發展”。 

  檢察機關提起民事公益訴訟的權利基礎源于公訴權。我國刑事訴訟法明確規定了我國的檢察機關具有刑事公訴權,但在民事訴訟活動領域對民事公訴權并無相關的規定,但兩者在本質上是相統一的。原因在于“檢察機關行使民事公益訴權的基礎不是來自于對普通民事主體違法行為的監督,而是來自于作為社會公益代言人對社會公益秩序的維護”。《刑事訴訟法》中規定檢察機關在刑事訴訟中可以附帶提起民事訴訟實質上是對檢察機關的民事公益訴訟權的肯定,這也為其提起民事公益訴訟提供了重要的法律依據。 

  (二)檢察機關在公益訴訟中的法律地位 

  理論界關于檢察機關在公益訴訟中的法律地位問題歷來存在多種觀點,主要有代表性的有: 

  第一,原告人說。該學說認為,檢察機關在公益訴訟中是訴訟的原告人,在公共利益受到侵害時作為當事人啟動訴訟程序,向法院提供證據,請求法院傳喚證人、追加當事人,并有權提起上訴等,其地位與通常的民事訴訟中的原告人一樣,居于原告人的訴訟地位。其核心思想在于贊成授予檢察機關提起公益訴訟的權利,但不贊成授予檢察機關大于一般民事訴訟當事人的訴訟權利。 

  第二,公益代表人說。該學說認為,檢察機關是代表國家、社會或民眾的利益提起訴訟,在民事公益訴訟中處于社會公益代表人的訴訟地位,其訴訟目的在于維護社會的公共利益。檢察機關只能是訴訟代表人的身份。 

  第三,雙重身份說。這種學說認為,檢察機關提起公益訴訟時雖然處于原告的地位,但由于其是國家法律的監督機關,決定了其地位不同于一般的原告。在這里,檢察機關既是原告人,又是法律監督者。既應當享有原告的訴訟權利,又應享有民事行政檢察監督的權利。 

  第四,法律監督說。這種學說認為,在檢察機關提起的民事訴訟中,所處的地位只能是法律監督者。在這里,法律監督權轉換化為起訴權,這種觀點有兩個核心的思想:首先,檢察機關之所以提起民事訴訟,是基于法律授予的民事行政檢察監督權;其次,由于檢察機關提起訴訟只是其法律監督的一種手段,因而檢察機關只能是程序意義上的原告人,既不享有勝訴的利益,也不承擔敗訴的風險。 

  第五,民事公訴人說。這種學說認為,在檢察機關提起的公益訴訟中,檢察機關居于公訴人的法律地位,與其提起的刑事訴訟,并沒有實質上的區別。這兩種行為中檢察機關都應當居于公訴人的法律地位。 

  筆者更贊同民事公訴人說。“檢察機關一般都具有維護公共利益的職責,被視為公共利益的守護者”。如前所述,檢察機關提起民事公益訴訟程序并非基于檢察權的法律監督職能,而是基于檢察權的公訴權而啟動。“基于程序公正原則,公訴人的主要任務不是以法律監督的身份對庭審活動進行監督而是作為控訴方與被控訴方處于平等的訴訟地位”。檢察機關在公益訴訟中的地位與其在刑事訴訟中的地位一樣,都是作為控訴方身份出現。檢察機關行使公訴權,與法院、被控訴方三方平衡。檢察機關的監督者職能與公訴權職能分離,其不是作為法律監督者,而是民事公訴人。這樣更有利于保障控訴方與被控訴方的結構平衡,保證法院的中立地位,增強判決的公信力。 

  (三)檢察機關代無名氏死者提起公益訴訟的可行性分析 

  代無名氏死者提起公益訴訟,首先要解決的就是原告的資格問題,即誰有權代無名氏提起該類訴訟。 

  《民事訴訟法》第108條規定,“起訴必須符合下列條件:(一)原告是與本案有直接利害關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人身損害賠償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一條規定,因生命、健康、身體遭受侵害,賠償權利人起訴請求賠償義務人賠償財產損失和精神損害的,人民法院應予受理。 

  交通肇事案中的無名氏被害人,由于無法確定身份,從而無法確認其被撫養人、近親屬,因此無法找到明確的與本案有直接利害關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誰能作為具有直接利害關系的賠償權利人代表無名氏提起訴訟,目前無明確法律規定。學術界對無名氏被害人案件中行使原告主體資格的部門也存在爭議,綜合近年來發生的案件,可以看出代無名氏死者維護權益的主要有交警部門、民政部門、檢察機關和道路交通事故社會救助基金管理機構四個部門。 

  筆者傾向于由檢察機關代無名氏死者提起公益訴訟。第一,對生命權的救濟不僅僅是在保護個體利益,也是在保護社會公共利益。在找不到無名氏死者近親屬的情況下,應當由社會公共利益的維護者和代表者代無名氏行使侵權損害賠償請求權。在我國所有的國家機關中,檢察機關是最適合代表社會利益的主體。因此,賦予檢察機關以死亡賠償金的請求權具有一定的合理性。第二,司法實踐中出現了大量的以檢察機關作為民事公訴人身份對于部分涉及國家利益、社會公共利益和公民權益的民事案件提起訴訟的案件,具有一定的指引意義。通過各地檢察機關的嘗試性探索,現實地突破了民事訴訟法有關民事公訴規定的空白,支持民事公訴權的觀點得到了越來越多的認可。因此,檢察機關代無名氏行使權利具有一定的可行性和可操作性。 

  結語 

  從1997年地方檢察機關開始探索參與公益訴訟,到2011年全國檢察工作會議明確要求檢察機關積極穩妥探索開展公益訴訟,各地檢察機關對于公益訴訟的嘗試開展的如火如荼。但是,目前我國的法律及相關司法解釋對無名氏被害人交通肇事案件的處理仍無明確規定,學術界對此問題也存有爭議,實踐中亦未形成統一做法。有鑒于此,對交通肇事致無名氏死亡案件的相關法律問題應盡快通過法律或司法解釋加以規范,使理論與司法實踐達到統一,更好地維護無名氏的合法權益,完善我國的公益訴訟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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